孔子的思想是培养得才兼备的君子 孔子教育思想

   孔丘属于平民中的士阶层，他对于贵族统治者实行不人道的奴役和剥削，造成人民贫困不能安居的状况，存在不满，他谴责“苛政猛于虎”，要求适当照顾人民的利益，消除苛政，避免贫富两级分化，改变动乱的社会现状。但他又认为自夏、商、周以来一些基本制度如氏族宗法制、贵贱等级制等是经过历史考验的，不应改变。而那些不是基本的、可以改变的方面，也不能用人民革命的方法，而是要由当政者自上而下采用缓和的办法来改良社会，使社会恢复正常的秩序。在这会大变革时期，孔丘不是革命者，也不是顽固的保守者，而是一位政治改良主义者。他的思想，基本上代表开明的奴隶主贵族利益，主张开明的贵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

孔丘在政治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以古代圣王为典范来改造社会，认为是和会要改变，应按照三个阶段来发展。他提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齐为五霸之首，代表春秋动乱社会，鲁为周公后裔的封国，代表西周的小康社会，道是指尧舜之世大道得行的“大同”社会。孔丘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大同社会，而改良政治的现实目标是努力恢复西周的礼制。

孔丘继承西周“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采用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能施行德政，就会像北斗受到众星拱卫一样，受到人民的拥戴。德政是依靠人来实施的，关键在于得人，改良政治就应当“举贤才”，把平民中的贤才推举出来，在位理政，使百姓信服，才会有好的政治。

他所主张的政治改良路线，需要一批贤才才能实行。贤才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平民之中的士经过教育提高，才成为有道德有才能可从政的贤才，也就是君子。孔丘对子夏明确地提出培养要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表明他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将士培养成为君子。

对君子的品格，他特别重视，《论语》中谈到君子就有107次之多，有些论述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从对话可看出，君子的品格可归为两方面，对己要能“修己”，对人要能“安人”，以至“安百姓”，“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修养自身是从政治人的先决条件。孔丘对君子强调三方面的修养要求，“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三方面的修养都必要，其中最为注重的是君子道德方面的修养。

孔丘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育人才的路线，可简括称之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此话虽为子夏所述，但确实代表了孔丘的教育观点。

“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过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经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丘对实行“学而优则仕”态度非常明确，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要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说出“不仕无义”，这是有代表性的。孔丘积极向当权者推荐有才能的学生去担任政治职务，但他在输送人才时也坚持一些原则：首先，学不优则不能出来做官，其次，国家政治上了轨道才能出来做官，否则宁可退隐。孔丘培养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迟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写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学而优则仕”与“任人唯贤”的路线配合一致，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条件，它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反映了一定的规律性，直到现代还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