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人物话题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梁朝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祖籍琅邪临沂。
      颜之推出身于士族家庭，父亲颜勰，仕梁至咨议参军。颜氏有家学传说，世代祖传《周官》、《左氏春秋》等儒家专门学术，颜之推少时即传家业。由于早年时受家传儒学的熏陶，奠定了他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使他在本质上始终是一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但由于他处于兵祸连连的动乱年代，儒学早已丧失了往日独尊的地位，玄学、佛学则大为兴盛，世人以博学广闻为能事，而以专守章句为鄙陋。这种社会现实给他的思想发展以重要的影响。早年他曾经倾慕名士风度，稍长，又博览群书，无不该洽，且善为词章。北齐时曾待诏文林馆，并主持馆事，晚年转而笃信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主张儒佛调和，认为佛学为主体，儒学为附庸。可见，颜之推又不是一位纯粹的儒者。
      颜之推自20岁步入宦途，历官四朝。凭自己的学问在仕途上曲折前进。由于他身处社会动荡之时，并多次成为亡国之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士大夫身亡家破的现实，因此，又使他看到了社会的险恶及其士族统治的危机。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为保持自己家族的传统与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写出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这部著作是我们了解颜之推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颜之推在儿童教育、学习方法等方面某些真知灼见，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封建士族教育腐败的漫画。
      二、论士大夫教育
      颜之推对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教育的没落深为忧虑，如何改良已经衰微的士大夫教育，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全部内涵。
      （一）士大夫必须重视教育
      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级虽垄断教育，但又轻视教育。他们的子弟庸碌无能，不学无术，只图享乐，如倚仗门荫获得一官半职，便自以为满足，全忘修学，可见他们的教育程度和精神面貌十分糟糕，为此，颜之推要求整个士族阶层应该注重教育。
      首先，他继承了前辈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作用的传统，认为人性分为三品，性的品级与教育有直接关系，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这种观点虽然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却是他强调士大夫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由于绝大多数士族子弟都属于中庸之人，他们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获得知识，否则，终为懵懂之人。
      其次，他从接受教育与否同个人前途的利害关系出发，强调了士大夫受特殊知识教育的必要性。颜之推认为，一个人有无知识，决定着他社会地位的高下。一个人如掌握了知识，通明《论语》、《孝经》等儒家经术，虽百世小人，也可为人师。相反，如不读书，即使拥有千载冠冕的荣耀，也将坠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小人。所以他认为，士大夫子弟要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只有重视教育，通过学习获得特殊知识，并依靠这些所占有的知识才能实现。总之，“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再次，他从“利”的角度，从知识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等方面论述了知识教育的重要性。颜之推认为，就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知识也是一种资本，它可以作为谋求生活的手段。他说：如明通六经之旨义，涉猎百家之群书，纵然不能增益德行、孰厉风俗，至少可以作为一门艺业，得以自资。此外，由于当时社会处于战乱和朝代更易频繁的变动时期，各人的地位与前途都没有保障，父兄的庇荫也不可能长久，因此，只有自身有了知识，才能左右逢源。其实，这也是颜之推的经验之谈。
      颜之推更多地从“利”的角度来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有别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思想，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二）教育的目标在培养治国人才
      关于士大夫教育的目标，颜之推从士族地主的利益出发，认为原来的玄学教育必须抛弃，传统的儒学教育也应改革，要培养的既不是难于应世经务的清谈家，也不是空疏无庸的章句博士，而是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它具体包括：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蕃屏之臣；使命之臣；兴造之臣。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要依靠各种专才的教育，使各人专精一职才能实现。颜之推的这种观点，冲破了儒家以培养较抽象的君子、圣人为教育目标，以儒学教育统括一切专门教育的传统框框，并使教育功能的发挥，不在局限于道德修养与“化民成俗”方面，而更重要的在于对各种人才的培养。
      （三）德与艺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士大夫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统治人才，而统治人才必须“德艺周厚”，因此，士大夫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应包括德、艺两个方面。
      在德育方面，他承袭了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的传统，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德育的重要任务，而实践仁义则是德育的最终目的。士大夫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说：“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于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针对当时士大夫的情状，他还提出了诸如“少欲”、不吝不奢，以及借人书当爱护，有坏则补等具体的立身修行内容。由于颜之推晚年信佛，以致他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佛教的清规戒律相比附，认为：“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以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等同于佛门的五戒（不杀、不盗、不邪、不淫、不妄），使得他的道德教育主张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关于“艺”的教育，颜之推主张以广博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教育途径。他强调读书的作用，认为读书可以了解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世人要见识广博，而不肯读书，这好比“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颜之推本质上是一位儒家思想家，因此，《五经》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很神圣的，认为《五经》是必读之典籍，广博之起点。这不仅因为人们从《五经》中可以学习立身处世的大道理，而且还因为《五经》为文章之根源，学习《五经》也是奠定写文章的基础。当然，读书不能仅限于《五经》，百家群书亦当研习，否则就会产生偏差，像“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种繁琐而不得要领的学风，是颜之推竭力反对的。
      “艺”的教育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还应包括处身士大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娱乐的价值，但他反对以“杂艺”专家自命，以“杂艺”取荣宠。他认为技艺只需兼习，稍通能用即可，而不能专业、过精，否则，不仅有劳身、智，而且易为更高一层的统治者所役使、所差辱。颜之推的这种私下感，反映士族地主阶级对技艺的轻视。
      关于德育与艺教两者之间的关系，颜之推认为是互相联系的。以德育为根本是勿庸置疑的，但艺教也不是可有可无。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为道德教育服务，他说：“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儿。”由于德艺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阅读记载前人道德范例书籍的途径来进行道德教育。颜之推认为，这种范例可以是圣人君子，也可以是卑贱者中间有德行者，他说：“农工商贾，厮役努力，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这此一向唯以圣贤楷模的传统儒家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内容方面，颜之推还提出士大夫子弟也应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知稼穑之艰难”。他从自己的阅历中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认为农业是人民生活的根本，这与一般士大夫轻视农业，认为那只是小人之事，士大夫用不着问津的观点是不同的。当然，也并非提倡士大夫子弟躬耕，他所要求的实际上仅限于认识上的重视，以及对农事活动有所了解，以便于齐家治民，这与他提出的培养各种专门统治人才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三、论儿童教育
      颜之推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尤其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他认为一个人的发展，幼年时期是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长辈应利用这个最好的教育时机，及早地对幼儿进行教育，而且越早越好，有条件的帝王将相之家的早期教育甚至可以从胎教开始，一般的家庭纵使不能达到这个要求，亦当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施行教育。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的效果最佳，其理由是：第一，儿童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可塑性很大。这个时期儿童受到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的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很难改变，所谓“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第二，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也处于旺盛时期，能把学习的材料牢固地记住，以至年长时期都不会忘记，而年长以后思想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颜之推以自己的经验为例，他说：“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总之，幼儿时期是教育的最佳期，对儿童的教育应自幼儿能感知外界事物时便开始进行。当然，颜之推并不认为如失去早期教育，晚年时便可自暴自弃。他强调，虽然晚学不如幼学效果好，但总强于不学。
      当时儿童教育主要在家庭进行，颜之推对儿童教育提出的原则与方法，即是家庭教育的原则与方法。颜之推认为，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当遵循严与慈相结合的原则。善于教育子女的父母，能把慈爱严格要求相结合，并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不善于教育子女的家长，则往往重爱轻教，对幼小一味溺爱，任其为所欲为，不加管束，以致在子女面前没有威信，待到儿童已经形成骄横散漫的习气时，却又以粗暴的体罚手段治之，然终不能使儿童改邪归正，也不能使自己树立威信，而且伤害了两者之间的感情，儿童也最终堕为品德败坏者。这种教育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父母。
      颜之推认为，一般家庭未能很好地教育儿童，并非存心要让儿童堕为罪犯，而主要是教育不得法。他们着重停留在口头的训斥，却舍不得施以肉体的严惩，以上其反省悔过。他认为父母应当严肃地对待儿童教育，树立威严，严加督训，“使为则为，使止则止”。为了达到教育目的，不论是怒责还是鞭笞，只要是有效的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他甚至认为“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总之，只有严格的教育，子女才能成器。
      颜之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切忌偏宠，不论子女聪慧与否，都应以同样的爱护与教育标准来对待。他说：“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亦当矜怜。”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之爱子，罕有能均者，聪慧有才的子女往往为父母所偏宠，而失于严格的教育，“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这只能导致儿童狂妄自大。颜之推结合历史事例得出结论，偏宠儿童的父母，虽本意是要厚待之，然而实际上是为其招来祸害。意愿与效果相反，这是值得家庭教育者深思的。
      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颜之推认为语言的学习应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儿童进行的语言教育应注意规范，重视通用语言，而不应强调方言。他指出，父母对儿童学习正确的语言负有重要的责任，不可轻视。
      儿童教育内容除语言外，还应注意道德的教育，它包括以孝悌为中心的人伦道德教育和立志教育两方面。他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应该以“风化”的方式进行，这是一种通过长辈道德行为的示范，使儿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所要求的德行的教育过程。立志的教育，即为生活理想的教育，它一向为儒家所注重，颜之推针对当时现象，要求士族应教育其后代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四、论学习态度和方法
      颜之推认为学习主要是为了识见广博、开启心扉、修身利行，不是为了谈说、取官。然而，当时的士大夫的学习只满足于高谈阔论，而于世无益，其学习目的在于获取进身之阶。他要求学习者必须端正学习动机，一切学习都应为了使自己的德行完善和能实行儒道以利于世。颜之推的这种观点仍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主张，但他是针对当时士大夫玄学清谈而发的。
      当时在玄学清谈之风影响下，士人竞以才学相标榜，以虚心求学为耻，以巧辩胜人为荣，稍有学问便“陵忽长者，轻慢同列”。颜之推反对这种学风，主张虚心务实、博学广师，不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本在“求益”，若有了一点知识，读了数十卷书便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则对个人修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在学习方法方面，颜之推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与当时的现实，提出了勤学、切磋、眼学的主张。他认为学者自身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成绩如何主要决定于自己，而不决定于教育，所以要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才能学有所得，任何学习者都应勤学，“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他还指出，虽然人们在才智上有着聪颖与迟钝的差别，但迟钝者只要勤学不倦，差距是可以缩短的，“钝学累功，不妨精熟”。钝学者如屡下工夫，也是可以达到精通和熟练程度的。
      颜之推非常重视切磋交流在学习中的作用。他以《尚书》中“好问则裕”与《礼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只有在学习上好问求教与切磋交流，方能互相启迪，较快地增进知识与避免错误。如果一个人闭门读书，不与外界交流，无师无友，则会使自己寡闻少见，闭塞思路，而且常常自以为是，不知纠己谬误，以致贻笑大方。因此，他提倡破除“独学而无友”的陋习，在良师益友之间相互切磋。
      颜之推在学习上提倡踏实的学风，重视亲身观察获取的知识。他认为无论是谈说、作文，还是援引古今史实，都“必须眼学，勿信耳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谓“眼学”，包括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两方面。对于书本知识，必须阅读典籍，查考原文，如此方可信受，方可转述。对于实践经验的知识，也必须经自己亲自实践，下亲目勘查与穷源探本的功夫方可信实。他对当时士大夫们既不勤学典籍，又无社会实践经验，仅靠道听途说而获得的“学问”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学问”不仅会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无多大真实性，而且会引导人们“贵耳贱目”，所以应该克服这种倾向。自然，颜之推并非绝对地排斥“耳受”，一味提倡一切皆需“眼学”，而是认为耳闻的知识也有一定的价值，只不过应采取存疑的审慎态度，不轻意地转述。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他的教育思想都是围绕如何加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这个中心而展开的，而且其中还有诸如提倡棍棒教育等迂腐观点，但是，他的许多主张是他自己治学治家经验的结晶，他所揭露的士大夫教育的腐朽也是他耳闻目见的产物，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仍有着相当的价值，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