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生平教育实践简介 陈鹤琴教育思想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是“五四”运动后我国新教育事业的创始者之一。

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儿童，在青年时代就为振兴中华，塑造民族新生命，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健康成长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他反对旧中国封建传统的儿童观、教育观和陈腐的“死”教育，也反对“全盘西化”，注意世界潮流，吸取外国教育中先进思想和有益经验，以鞠躬尽瘁的精神实践创新，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中国化、科学化的教育道路。前后近七十年，他在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师范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性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讲学，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陈鹤琴亲身经历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大半生坎坷艰苦的道路和现实斗争的教育及锻炼，促使他从一个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亲密的合作关系，是党的挚友。他是一位为追求真理而不断进步的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陈鹤琴1892年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的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寒，六岁丧父，靠帮助母亲替人洗衣服补助生活。在家乡上了六年私塾。1906年十四岁靠亲友资助入杭州惠兰中学读书。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他自觉刻苦学习，热心社会服务。除在校内开设“校役补习夜校”，还在城府村为失学的少年儿童办了“义务小学”，这对他日后立志献身教育事业有密切关系。1914年他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与陶行知同行。他原想学医，但在反复思考后认为，为挽救积弱的祖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要学教育，回去教育他们好”。从而坚定了他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志向。

在美五年留学期间，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和歌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硕士学位，他的求学原则是“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有一些事物则要彻底知道”。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方法是秘诀是钥匙，得了秘诀和钥匙，就可以自由去开知识的宝藏了”。

1919年8月，他回国任教，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这时正是“五四”运动高潮，在“民主”与“科学”口号鼓舞下，他积极投入反对和讨伐封建文化的战斗。陈鹤琴深感为民主与科学，必须向民众普及教育，而要普及教育就要扫除学汉字困难的障碍。他从1920年起，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语体文应用字汇的研究，编成中国第一本汉字查频资料《语体文应用字汇》，开创了汉字字量的科学研究，为编写成人扫盲教材和儿童课本、读物提供了用字的科学依据。这期间他与陶行知等积极支持并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根据中国国情，大力提倡新教育。

1919年，陈鹤琴先生回国从事教育实践后，他先后撰写了《耳聋与口吃》、《哑吧会说话》、《特殊儿童在美国》、《瞎子能做些什么》、《关于类似白痴、天才儿童》、《低能儿童之研究》等特殊教育文章与专著。

1920年，在南高任教期间，陈鹤琴致力于教育科学的研究。他以自己新生的孩子为对象，进行了808天的跟踪观察、实验，以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开创了研究我国儿童心理之先河。在此同时，他又进行家庭教育的研究实验，总结了教育孩子的101条原则，于1925年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著作，在学术和实践上都很有价值。他还积极从事心理测验研究的开创工作，著有《智力测验法》和《测验概要》，推进了当时教育测验活动的开展。

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南大学，陈鹤琴兼教务主任，为探索建立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途径，他创办了南京鼓楼幼稚园，自任园长。他和其他教师一起从办园宗旨，培养目标，儿童应养成的习惯、知识、技能，到幼稚园课程，德智体美教育，玩具教育、设备标准以及对教师的要求等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实验，于1927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办幼稚园要适合我国国情和儿童年龄特点的十五条主张。他还支持陶行知创办了燕子矶幼稚园，开辟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幼稚教育实验场地，进行推广乡村幼稚园的工作。1928年，陈鹤琴受大学院之聘，根据鼓楼幼稚园实验的成果起草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全国推广，为我国现代幼教事业奠定了基础。1929年，为了“研究儿童教育，推进儿童福利，提倡教师专业精神”，他在“幼稚教育研究会”基础上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被选为主席。至1937年该社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研究、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

1928年，陈鹤琴应聘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在任职11年间，他竭力争取有更多中国人受教育、办教育的权利。除新办六所小学，一所女中和职业夜校、简易小学外，先后给一百数十所私立中小学争取到经费补助，争得在华童公学增设华人校长和副校长，争得在工部局华童学校升国旗的权利。同时对小学的办学宗旨、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按“中国化、科学化”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改革实验。他还倡导组织各种教学实验，培训师资，编写中国化的、适合儿童特点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其中如《中国历史故事》和《小学自然故事》丛书给儿童少年以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

1934年至1935年陈鹤琴赴欧洲十一国考察教育，特别是了解苏联普及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经验。1937年1月，他代表“中华慈幼协会”赴爪哇出席国际联盟远东禁贩妇孺会议，起草我国代表在会上发表的专文《中国妇孺被贩卖》，并在当地华侨中多次作演讲，报告祖国情况。回国后在上海组织妇孺问题研究会和儿童保护会，以唤起社会重视保障妇女、儿童。

1935年8月1日，他为庆祝国际儿童年发表《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以极大的爱心和热情向全社会呼吁：全国所有儿童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保障儿童的安全；取消奴婢童工制度；父母及成人们要“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父母们要“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教师们要“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一切人们要“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等。九条宏愿的第二条就是：“愿全国聋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陈鹤琴的九点宏愿，表现了这位老教育家热爱儿童，一切为儿童，为一切儿童的赤子之心和伟大胸怀，也是他一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和行动的准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鹤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星期二聚餐会”、“民社”等进步政治组织，投身于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为新四军募集药品、物资，营救被捕人员。“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百万难民涌入租界，数十万难民进入难民收容所，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难民、难童工作，是上海难民教育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开展孤儿保育工作发起了组织儿童保育会，创办了儿童保育院；先后办了十所报童学校，发起组织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主办成人义务学校，他还以极大热情投入党领导的推广新文字运动，在难民收容所中大规模地组织学习新文字，办培训师资班，编写课本和读物。他和陈望道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被推为理事长。陈鹤琴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和进步文化教育工作，遭日伪怀恨，被列入暗杀名单。由于地下党和有关方面的及时通知，于1939年10月离沪去宁波暂避，11月汪伪特务持枪闯入上海寓所行刺，因已转移幸免于难。

1940年3月，陈鹤琴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国民党教育部要他当国民教育司长，他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决意去江西办学，实现他创办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和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夙愿。当年10月，他从各地聘请有志的教师，在江西泰和县文江村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率领师生边劳动边教育，披荆斩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附设小学、幼稚园和婴儿园，另设国民教育实验区。该校于1943年改为国立并增设了专修科。1944年夏日寇南侵，学校迁往赣州。1945年初赣州告急，他带领全校师生顶风冒雪长途跋涉，从赣州至广昌坚持办学。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勉励大家要“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为幼教事业不怕受挫，坚持到底”。

陈鹤琴在江西进行了建设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这期间他总结二十年教育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活教育”的教育主张。他十分赞赏陶行知批判中国旧教育的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提出要把其中的“死”字变成“活”字，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把“腐化的死气沉沉的”封建传统教育改造成为“前进的、活泼的、自动的、有生气的新教育”。他提出“活教育”的三大目标，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以及“十七条教学原则”、“十三条训导原则”等。

1945年抗战胜利，陈鹤琴重返上海，继续办学并积极参加文教战线的爱国民主运动。12月创办上海市立幼师（后改为女师），又将国立幼专迁来上海，任两校校长。他提倡民主精神办学，聘用和收容、保护被国民党开除、逮捕的教师和学生，掩护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1946年，陈鹤琴支持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提出开展全市统一的尊师运动并任劝募委员会名誉主席。他支持了尊师运动庆功大会。学生在会上提出了“要求和平，停止内战”的响亮口号。7月陶行知因遭受当局迫害，患脑溢血不幸逝世。陈鹤琴为失去挚友悲痛万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担任追悼会的执行主席，并护送灵柩至南京安葬。为把育才学校办下去，继续陶先生的事业，他担任了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任幼师、幼专校长期间，曾不顾当局的压力，接受被外校解聘和开除的进步教师和学生，营救和保护被捕师生。他还担任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的顾问。由于他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经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经五位大学校长和友人营救获释。多次的遭遇经历和他从事教育事业的艰苦挫折，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和腐朽，更加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

1947年《活教育》杂志在上海复刊。2月，他创立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解决难童教养问题，陈鹤琴任理事长。3月，又筹创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现上海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前身），兼任院长。他计划把辅导院办成盲童、聋哑儿童、伤残儿童、低能儿童、问题儿童等五种特殊儿童综合教育机构，但未获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只办了聋哑儿童班。一年后又办了农村儿童班和伤残儿童班。

新中国成立时，陈鹤琴已年近六十。他为自己一生的志愿即将付诸实现而无比振奋，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育祖国的幼苗作出最大的努力。

党和人民对他几十年来的教育业绩作了充分肯定，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和重任。南京解放后的1949年8月，他即被任命为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3年后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

1949年9月，陈鹤琴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和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他历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江苏省人大第一、二、三、四、五届代表，江苏省政协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1960年起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此外，他还曾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国盲人福利会委员。1979年先后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和江苏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他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江苏省主任委员。

解放后，陈鹤琴满腔热诚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竭尽全部心力。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教育思想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南师期间，他加强行政工作，为教育、科研创造条件；创建幼教系，附设幼师；建立儿童玩具研究室、玩具工厂、幼儿园等一套幼教体系。同时深入教学、科研第一线，亲自任课，搞科研和师生一起下乡搞调查，进行幼教试点，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新时期儿童教育的文章。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经常写稿介绍新中国的成就，致函台湾教育界朋友。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又遭受折磨。但是这一切没有动摇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他对祖国、对教育事业、对儿童的热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鼓舞下，年过八旬的陈鹤琴重新焕发革命青春。1979年8月，他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书面建议：各省市恢复和建立幼儿师范；恢复和设立实验小学和幼儿园作为科学实验场所；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研究室和实验工厂；全面系统整理与总结“五四”以来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实践和经验等。同年，他抱病出席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十分重视和开展对幼教的科学实验，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的道路”。这是陈鹤琴生前最后一次讲话，是他一生未偿的遗志。1981年，他为浙江《幼儿教育》杂志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1982年他双腿瘫痪，伏案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6月1日还抱病去鼓楼幼儿园和小朋友一道庆祝生命中最后一个儿童的节日。
1982年12月30日陈鹤琴病逝，终年91岁。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切为儿童”，表现了老教育家陈鹤琴的深远胸怀和献身精神。他那热爱祖国、热爱儿童、热爱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纯朴而崇高的品德风貌；他那充满朝气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和实践第一，虚心好学，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他留下的四百万字的著作是我国教育宝库中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现已出版的《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卷和《陈鹤琴全集》共六卷，内容包括儿童心理、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特殊儿童教育、活教育理论、教育和智力测验、文字改革、外国教育考察、国际交流活动等，对研究和学习陈鹤琴教育思想和实践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