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社会思想 法家教育思想

          正如儒家的政治和教育主张是基于其对人性的估价，法家的一系列社会思想也建筑在对人性的认识之人。尽管荀况提出“性恶论”，但严格说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性恶论”，事实上他并未彻底抛弃孟轲主张的一些核心观点。而法家的人性观则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
早在《管子》书中就已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性之常：“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以后商鞅坚持了这种看法，并非常实际地利用人性的这种特点以之与耕战结合在一起。到韩非，他不仅以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还认为人心总是利己害人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计算之心”。他举了做棺材的匠人总是希望人早死等一些事例加以说明。他还认为，君臣之间也同样是相互利用，“君臣之交，计也”。甚至父母子女之间也无非是利害关系。比如说：“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庆贺生男孩与溺杀女婴是出于父母今后之长远利害计，父母对子女尚且如此，世上还有什么善性和爱心可言？就是基于这样的对人性的估价，法家强调治国必须靠高压的政治、法制手段，无须用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
因此，韩非就在教育上提出了不少严厉的论断。他认为在教育中应注意把握住一个问题的症结：你不能指望人们自觉为善，而只能设法令人不得为非。这个尺度一定，也就定下了教育方式的取向。他举例说：在教育中，“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而那些地方官吏丝毫不用爱道，教育效果却万倍于父。所以说，父母的爱心，乡邻的批评、老师的教导，“三美加焉”而不能改变“不才之子”的毫毛。相反，官兵的严刑厉法则轻易地“变其节，易其行矣”。人就是如此的贱。从“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的判断出发，法家只看到刑法的统制作用，不讲教育和感化，甚至认为无需尊重人的人格、人的尊严。依据这一片面逻辑，韩非作出了一个著名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因此，正确的认识和做法是“不务德而务法”，教育是如此，社会政治的实现亦是如此。
按理说，正常的教育应是法制与人治的结合，行为规范乃至法令、刑罚与教育、诱导、感化的结合，法家只讲法制而弃置人治，实际是否定了教育存在的价值。法家上述主张在后世中国社会的教育中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教育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