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提倡“耕战” 法家教育思想

诚如韩非所言，战国是一个“争于气力”的时代，战国的趋向是统一，而统一就要靠实力。他说得十分透彻：“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力，就是军事与经济实力，又最终落实在人民是否积极参加“耕战”之上。从商鞅到韩非，都始终如一地倡导“耕战”。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法家也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教育要促进耕战，使百姓喜农乐战，甚至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
如何使百姓喜弄乐战呢？商鞅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通过法制的手段，在社会上造成以耕战为荣，以游宦、学问为耻的气氛，将原有的社会尊卑观念和获致尊卑的途径作一颠倒和改变。商鞅首先主张：“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使儒家学者及其他从事文化知识工作的人失去尊贵。同时，设立各种荣誉、奖赏和官职，以鼓励那些有功于农战的人。尤其是要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使“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后得其所乐。”使趋利避害实现于耕战之中。
因此，法家竭力反对“不事力而衣食”，“不战功而尊”，以期杜绝“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现象。他们激烈攻击“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商鞅曾把儒家所倡导的礼乐、诗书、孝悌、诚信、仁义之类，比作“六虱”——各种各样的虱子。韩非也把儒家学者比作“五蠹”——五种蛀虫。认为儒家及其所从事的是贫国弱兵之教，应当严禁。
法家倡导“耕战”有其合理因素：为了适应走向统一的时代需要，在“学问”和“耕战”之间应有所侧重，在当时应鼓励耕战，保证兵、农有足够的劳动力，以增强国家实力。而且，不唯“学问”者才是尊贵者，兵、农只要努力建功立业，也同样是尊贵的。这是新的社会风俗与观念。但法家强调耕战过了头，以至否定了“学问”对于社会发展的价值。法家思想的这一缺陷甚至为致命，可以说以后法家理论与实践的败忘，极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尽管法家不少主张适应了完成统一的需要，但法家对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教育持否定态度，因此，所采取的教育措施是否定人的价值，否定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否定学校教育。法家教育思想用于实践，不仅会摧残教育本身，还会窒息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是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