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教育思想的人物 商鞅 韩非

法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这一学派以其有效而毫不含糊的社会政治主张，影响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赢得了他们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一般认为，法家代表着新兴的社会势力，代表着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其长处在于社会政治实践，在教育方面他们远没有达到像儒、墨诸家那样的造诣，有些主张甚至还显得偏颇。但不论其思想主张的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有启发人思考之处。

一、从商鞅到韩非
法家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郑国执政者子产。子产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也颇重视教育。郑国的百姓有这样的称颂：“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还有《管子》一书，虽托名管仲所著，但大部分可视为春秋战国时齐国法家的论著。甚至与管仲本人亦有关系。从《管子》的《小匡》、《弟子职》、《牧民》等篇，也可看出齐国法家先驱者在重视教育方面，与儒家有较多的一致。如《管子》中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又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最早从学者立场、以法理为依据论法的法家人物是魏国人李悝（约前450—前390年），他曾为魏相，著有中国第一部刑法法典——《法经》。后来商鞅由魏入秦，就携带此书。李悝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重农就成为法家一贯思想。李悝是战国法家先锋，然他的史迹也表现了浓厚的儒家气息，以至连他究竟是法家还是儒家，史书上也常混淆。
真正使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趋于对立的是李悝的学生商鞅。商鞅（约前390—前338年），卫国人，原名卫鞅，亦称公孙鞅，在秦封为商君，故人称之为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但早年也曾受儒家思想熏陶，层久居魏国，但终不被用，于是来到当时还很落后的秦国。商鞅入秦适逢秦孝公发奋图强，下令求贤，广征能“强秦者”。商鞅数见秦孝公，终以所说“霸道”和“强国着术”得到重用。在秦执政2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涉及到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众多方面，如建立法制、奖励军功、鼓励垦荒、禁止游宦、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等。经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在对外战争也频频取胜。但由于变法剥夺了贵族特权，当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贵族势力所害，并车裂其身。商鞅虽死，而变法却已在秦国深深扎根。100多年后秦王政之能够统一中国，实在是变法打下的基础。商鞅有《商君书》存世，其中也掺入了商鞅一派法家后学的著作。
商鞅死后将近60年，韩非出生，当时已是战国末期。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韩国的公子。早年与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但他学法家各派，熔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三派为一炉。他虽然对儒、墨、道诸家都严加攻击，但也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予以接受。他曾多次上书韩王，陈述富国强兵之道，未被采用。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显学》等十余万言，完成了法家理论的系统化工作。
韩非著作流传至秦，秦王政读后十分喜爱，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从李斯处得知著书者在韩国时，秦王政即竭力招致，甚至对韩国迫以兵戎。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出使于秦。当年同在荀况下时，李斯就“自以为不如非”，尽管“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但出于个人打算，李斯难容韩非同在秦，于是抓住韩非曾上书秦王政劝先伐赵而缓攻韩一事，谗害之。韩非到秦不足一年，就被迫服毒自杀，死于狱中。韩非虽被害，但其“法后王”、倡“耕战”、禁游说之士、非诗书礼乐之教的理论，却成为秦始皇和李斯据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思想武器，并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同程度地信封。
作为典型的法家学者，商韩之间思想的一脉相承是显见的：从进化的历史观引出“法后王“的主张，又走向轻视传统文化的极端；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导出对“耕战”，并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不同程度地信奉。
作为典型的法家学者，商韩之间思想的一脉相承是显见的：从进化的历史观引出“法后王”的主张，又走向轻视文化的极端；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导出对“耕战”的倡导，又流于否定往文化教育活动的偏颇……这些就是先秦法家教育思想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