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法家教育思想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教育主张，其首倡者则是商鞅。韩非认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大，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就是法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一个基本概括，它要求对社会实行普遍的法治教育，使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教等法令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同时也点明了商鞅、韩非所倡导并在秦国实行的法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实现手段。
韩非提出“以法为教”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发展。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后来解释说：“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法是一种依据或准则，有了法，就使人行为有规矩可循。百姓知法、守法，社会就安定；官吏知法、执法，就不会残害百姓。因此，不论吏民，都要教其知法、畏法、守法，这样国家就没有不强盛的。
法家以为，法治教育是从“信赏必罚”这些简单的过程开始的。商鞅在下达法令前“恐民之不信己”，就令人立三丈木杆于都城南门，宣布有将其搬至北门者，受重赏。起先无人尝试，他就将赏金从10两提高到50两。终于有人去搬家了，商鞅立即赏50金，“以明不欺”。这样，既取信于民，也使人民懂得依法行事。商鞅第二次变法中，太子犯法，他毫不留情地“刑其傅”、“黥其师”，追究太子两位老师的失教之过。法家就是通过“赏厚饿信”、“罚严而必”之类做法，使人们懂得了“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道理。
除了“信赏必罚”外，法家还通过鼓励耕战，让老百姓懂得只有经过积极投入耕战，才能实现“趋利避害”；通过定名分，使人人皆知按本分言行和获取；通过禁私学、禁诗书礼乐，使“言谈者必轨于法”；通过形成严刑酷法的社会局面，迫使人不敢作奸犯科……加之法家都主张将法令文书公之于众，并使家喻户晓，由此实现着法治教育。在秦国“以法为教”颇为成功。当商鞅失势，仓皇出走时，竟然找不到一个躲身之处。因为商鞅曾规定：留人住宿而所留者无身份证，要罪及舍主人。所以，秦国的强大与普遍的法治教育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以法为教”主要表达了法家推行法治教育的内容，而“以吏为师”则主要表达了法治教育的实现手段。
尽管“以吏为师”是古已有之，但这仅是形式上近似。实质上，法家提出的“以吏为师”其着眼点不在“师”而在“吏”，或者说是在“法”而不在“教”，即为了实行法治，选择那些知法的官吏来担任法令的解释者和宣传者，仅此而已。因此，法家所谓“师”并非教师意义上的“师”。
商鞅最早提出“以吏为师”的思想并付诸实施。他在秦变法时认为，法令必须有“师受”，否则人人各以其意加以理解，就怎么也不能真正懂得它。于是他指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主张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吏师，严格选择那些通晓法令者来担任，由他们负责对全体人民进行法治教育。按照规定，国家每年公布一次法令，由吏师们预先以密藏于宫中禁室内的法令副本为准，熟习之，然后等待吏、民的咨问。有所问，即须明确作答，并记下问答的内容，存档备查，以督促问答双放都须依法行事。
韩非发展了商鞅设置吏师的主张和实践，明确把这种制度表述为“以吏为师”，以保证“以法为教”。但韩非的“以吏为师”中还包含着一层意思：理想的国家与社会是不需要许多人来从事文化、知识和教育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多，就会破坏社会秩序。妥善的做法就是“以吏为师”。这样，韩非就更为强调了法的教育，而否定了知识教育及其实施者，走向了极端。
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一种社会教育。自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讲法治，要推行法治教育，但如果把教育仅仅作此理解，不仅片面，而且错误。因为教育的内涵相当丰富，而专门的文化知识教育及其实施者的存在，不仅是人类历发展的结果，而且还是人类社会继续进步的条件。因此，法家的主张与实践是一种教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