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 孟子教育思想
国学教育 由土凤凰供稿
孟轲的“性善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了先严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了对人本质的深刻认识。正是在对人本质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孟轲阐述了对教育作用与目的的看法。
（一）教育是扩充“善性”的过程
尽管孟轲说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但他又不认为人生来就具备现成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道德的可能性。他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所谓“端”，是指事物的开头或缘由。人所具备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理倾向，不过是仁义礼智的起始点或可能性。可能不等于现实，要将“四端”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品质，需靠学习与教育。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或者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孟轲以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保存、找回和扩充其固有的善端。有没有教育，在人身上善与不善就可以表现出成倍、数倍的差距。没有教育，不要说性善，人就几乎无异于禽兽了。可见，孟轲的“性善论”是一种限定的“性善论”，它也强调了善的社会习得和对教育的依赖。
尽管孟轲强调了教育是扩充人固有的事端，但他承认这种扩充也借助于外力，外界环境对人性善的形成同样不可缺少。他谈到物质生活条件，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能够使粮食多得像水火那样平常，“民焉有不仁？”所以道德和善也有赖于人们后天的社会生活。他还谈到社会环境，以一楚国大夫欲使其子学习齐语为例说，如果请一齐人教他，而众多楚人的语言环境则在干扰，纵然天天鞭挞他说齐语，也是徒劳。相反，如果让他去齐国都城临淄闹市大街住上几年，纵然天天鞭挞，也不能令他说楚语了。所以环境也影响甚至决定着人。
可见，孟轲所说的“善端”只是人的某种可能性，将可能变成现实，要靠教育、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促使人所固有的“善端”成长起来。
依孟轲的看法，教育的全部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善进而达到国家的治理。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扩充善端，如同星火燎原，如同涓滴成河，由此保证天下安定。因此，孟轲理想中的政治是从教育入手的，而教育又是扩充善端的过程。这就是孟轲的逻辑。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
孟轲说过：“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轲在此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明人伦”，又说明了教育就是通过实现“明人伦”来为政治服务的。
“人伦”就是“人道”，在孟轲看来，“人伦”是人类的本质表现，也表现了人类生活的特点。具体说来，“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世称为“五伦”。“五伦”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关系，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在“五伦”中孟轲尤重父子——孝，兄弟（长幼）——悌这两种关系，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道德规范体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事父母；义，从兄长；智，明白以上两者的道理并坚持下去；礼，孝悌在礼节上的表现；信，老老实实地去做。
孟轲之所以重视孝悌，又尤重孝，以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是因为他希望把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实现，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孝道就是固结宗法关系的纽带。他以为，君主如果以孝治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天下可运于掌”，否则连家也难保；只要人人能够其亲，长其长，天下就会太平。
孟轲就是这样设想以父子、兄弟之类血缘宗法关系去影响和制约君民、君臣之类政治社会关系，不断实现社会改良，达到长治久安。而教育则通过使人明了并实行这一切，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孟轲提出“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后，就明确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教育的性质，即宗法的社会——伦理的教育。
（一）教育是扩充“善性”的过程
尽管孟轲说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但他又不认为人生来就具备现成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道德的可能性。他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所谓“端”，是指事物的开头或缘由。人所具备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理倾向，不过是仁义礼智的起始点或可能性。可能不等于现实，要将“四端”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品质，需靠学习与教育。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或者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孟轲以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保存、找回和扩充其固有的善端。有没有教育，在人身上善与不善就可以表现出成倍、数倍的差距。没有教育，不要说性善，人就几乎无异于禽兽了。可见，孟轲的“性善论”是一种限定的“性善论”，它也强调了善的社会习得和对教育的依赖。
尽管孟轲强调了教育是扩充人固有的事端，但他承认这种扩充也借助于外力，外界环境对人性善的形成同样不可缺少。他谈到物质生活条件，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能够使粮食多得像水火那样平常，“民焉有不仁？”所以道德和善也有赖于人们后天的社会生活。他还谈到社会环境，以一楚国大夫欲使其子学习齐语为例说，如果请一齐人教他，而众多楚人的语言环境则在干扰，纵然天天鞭挞他说齐语，也是徒劳。相反，如果让他去齐国都城临淄闹市大街住上几年，纵然天天鞭挞，也不能令他说楚语了。所以环境也影响甚至决定着人。
可见，孟轲所说的“善端”只是人的某种可能性，将可能变成现实，要靠教育、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以促使人所固有的“善端”成长起来。
依孟轲的看法，教育的全部作用在于经过扩充人固有的善进而达到国家的治理。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扩充善端，如同星火燎原，如同涓滴成河，由此保证天下安定。因此，孟轲理想中的政治是从教育入手的，而教育又是扩充善端的过程。这就是孟轲的逻辑。
（二）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
孟轲说过：“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轲在此第一次明确地概括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明人伦”，又说明了教育就是通过实现“明人伦”来为政治服务的。
“人伦”就是“人道”，在孟轲看来，“人伦”是人类的本质表现，也表现了人类生活的特点。具体说来，“人伦”就是五对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世称为“五伦”。“五伦”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关系，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在“五伦”中孟轲尤重父子——孝，兄弟（长幼）——悌这两种关系，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道德规范体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事父母；义，从兄长；智，明白以上两者的道理并坚持下去；礼，孝悌在礼节上的表现；信，老老实实地去做。
孟轲之所以重视孝悌，又尤重孝，以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是因为他希望把国家的统一、政治的实现，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孝道就是固结宗法关系的纽带。他以为，君主如果以孝治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天下可运于掌”，否则连家也难保；只要人人能够其亲，长其长，天下就会太平。
孟轲就是这样设想以父子、兄弟之类血缘宗法关系去影响和制约君民、君臣之类政治社会关系，不断实现社会改良，达到长治久安。而教育则通过使人明了并实行这一切，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孟轲提出“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后，就明确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教育的性质，即宗法的社会——伦理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