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政治主张 孟子教育思想
国学教育 由土凤凰供稿
孟轲，字子舆，世称孟子，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县）人。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公元前289年。邹与孔丘所在之鲁，同为历史上文化发达之地。孟轲为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裔，其父早逝，其母仉氏一心教子成人。据说曾三迁其居，从墓地之侧到市场之旁，最后定居于学校之邻，使孟轲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传统礼仪的熏陶，连游戏也爱玩“设俎豆，揖让进退”。还传说，孟母曾割断织机上正在织的布，来教诫和警策孟轲矢志向前，毫不松懈。这就是历史上流传很广的“孟母三迁”和“断杼教子”的故事，这些故事也确与孟轲的思想和个性有相通之处。
孟轲一生崇拜孔丘，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其经历也与孔丘十分相似。他一生聚徒讲学，曾是著名的游士，多年里率弟子游历宋、滕、魏、齐、梁诸国，也曾列名稷下学宫。其私学弟子有数百人，曾经显赫一时。虽得各国君主礼遇，但始终未受重用。原因在于：第一，孟轲十分倨傲，自视慎高，以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甚至与王公贵族开分庭抗礼：“说大人，则藐之。”战国时期“士无定主”的状况造就了孟轲的性格，他德行个也刺伤了一些国君。第二，当时秦用商鞅、楚用吴起、齐用管仲后学，各国竞相起用法家、兵家，通过战争，走向统一。时代是“以攻伐为贤”，而孟轲却主张“不嗜杀人者一之”，显然与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他被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孟轲于晚年归邹，专心著述、讲学。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以“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他有弟子多人，著名者为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他留下《孟子》一书，是其弟子万章等人所技术的他的言行录，也有说系孟轲本人所著。孟轲的教育思想散见在《孟子》各篇之中。
孟轲得孔丘学说嫡传。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史记》明确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荀况也认为：“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都把子思与孟轲视为一派，这就是著名的思孟学派。子思为孔丘之孙，从孔丘到孟轲，传承关系较为直接，而孟轲也俨然以“孔子之道”捍卫者自居。生逢百家争鸣高潮和兼并战争正炽，孟轲一方面批判道家杨朱的“为我”，驳斥墨家的“兼爱”，攻击法家的“耕战”，非难农家的躬耕，一方面周游列国，到处推行其学说，成为战国中期显赫于时的儒家巨子。
孟轲痛感于当时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严酷，以及一方面是王公大人“庖有肥肉，厮有肥马”，一方面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不公，出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他主张“保民而王”，通过施“仁政”去求得天下的统一。他曾向齐宣王、梁惠王、滕文公等君主阐述过其“仁政”主张：
其一，“制民之产”，使人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孟轲认为，老百姓的特点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一份固定的田产，才会有思想的稳定而安于本分，因此应当给每户农家百亩农田、五亩宅地，“薄税敛”，“不违农时”，使“民不饥不寒”，由此可以行“王道”。
其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轲以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所以君主要注意民心向背，尊重民意，收取民心，进而获取天下。
其三，好的政治既非完善的政治制度，也非高明的统治手段，而是教育。教育通过讲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类“人伦”规范，使人人懂得正确行动，社会有良好风俗，天下就自然实现了治理。因此，“仁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就是教育。
孟轲以为，行“仁政”者就是“得道者”，就可以使“天下之民”一齐归向，那就能“无敌于天下”，天下也就“定于一”了。
虽然孟轲的“仁政”学说在他生时未能行得通，并被认为是迂阔而“不知世务”，但不能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孟轲的保守，相反，“仁政”学说表现了某种超前特点，它为几百年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准备了思想武器和治国之道，并与孔丘思想一道共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因此，孟轲被奉为次孔丘的“亚圣”，《孟子》被官方定为经典、定为士人进身的必读书，就不是偶然的了。
孟轲一生崇拜孔丘，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其经历也与孔丘十分相似。他一生聚徒讲学，曾是著名的游士，多年里率弟子游历宋、滕、魏、齐、梁诸国，也曾列名稷下学宫。其私学弟子有数百人，曾经显赫一时。虽得各国君主礼遇，但始终未受重用。原因在于：第一，孟轲十分倨傲，自视慎高，以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甚至与王公贵族开分庭抗礼：“说大人，则藐之。”战国时期“士无定主”的状况造就了孟轲的性格，他德行个也刺伤了一些国君。第二，当时秦用商鞅、楚用吴起、齐用管仲后学，各国竞相起用法家、兵家，通过战争，走向统一。时代是“以攻伐为贤”，而孟轲却主张“不嗜杀人者一之”，显然与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他被人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孟轲于晚年归邹，专心著述、讲学。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以“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为人生三大乐趣之一。他有弟子多人，著名者为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他留下《孟子》一书，是其弟子万章等人所技术的他的言行录，也有说系孟轲本人所著。孟轲的教育思想散见在《孟子》各篇之中。
孟轲得孔丘学说嫡传。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史记》明确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荀况也认为：“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都把子思与孟轲视为一派，这就是著名的思孟学派。子思为孔丘之孙，从孔丘到孟轲，传承关系较为直接，而孟轲也俨然以“孔子之道”捍卫者自居。生逢百家争鸣高潮和兼并战争正炽，孟轲一方面批判道家杨朱的“为我”，驳斥墨家的“兼爱”，攻击法家的“耕战”，非难农家的躬耕，一方面周游列国，到处推行其学说，成为战国中期显赫于时的儒家巨子。
孟轲痛感于当时诸侯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严酷，以及一方面是王公大人“庖有肥肉，厮有肥马”，一方面是“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不公，出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他主张“保民而王”，通过施“仁政”去求得天下的统一。他曾向齐宣王、梁惠王、滕文公等君主阐述过其“仁政”主张：
其一，“制民之产”，使人民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孟轲认为，老百姓的特点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一份固定的田产，才会有思想的稳定而安于本分，因此应当给每户农家百亩农田、五亩宅地，“薄税敛”，“不违农时”，使“民不饥不寒”，由此可以行“王道”。
其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轲以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所以君主要注意民心向背，尊重民意，收取民心，进而获取天下。
其三，好的政治既非完善的政治制度，也非高明的统治手段，而是教育。教育通过讲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类“人伦”规范，使人人懂得正确行动，社会有良好风俗，天下就自然实现了治理。因此，“仁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就是教育。
孟轲以为，行“仁政”者就是“得道者”，就可以使“天下之民”一齐归向，那就能“无敌于天下”，天下也就“定于一”了。
虽然孟轲的“仁政”学说在他生时未能行得通，并被认为是迂阔而“不知世务”，但不能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孟轲的保守，相反，“仁政”学说表现了某种超前特点，它为几百年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准备了思想武器和治国之道，并与孔丘思想一道共同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因此，孟轲被奉为次孔丘的“亚圣”，《孟子》被官方定为经典、定为士人进身的必读书，就不是偶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