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教育理论的基础 孟子教育思想

战国时期人们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深入了，并有过热烈的论争，“孟子道性善”，是其中重要的一派观点，而且是第一从理论高度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并形成论证政治必先论证教育，论证教育必先论证人性的思维习惯。

针对当时告不害一派的观点：“食色，性也”，孟轲以为，食色仅仅是人性的底层内涵，严格地说这甚至不能算作人性，人性应当是指“仁义礼智”之类道德属性。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轲以为仁义礼智这些人的“良知”、“良能”，是人所固有的。显然，这种脱离社会关系、社会实践和一切外在条件谈道德善恶的观点，是一种先验论的“伦理绝对主义”。但同时，孟轲的“性善论”却又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其教育思想的基础。

其一，“性善论”说明了人性是人类所独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人之需要社会伦理与政治，这是为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的，学习的可能，不在于其他，而首先在于人之为人。孟轲以为，讨论人性就应反映出所讨论的对象——人这一类的类本质，所以人性是一个类范畴：人相对于其他的类绝不相同，而同类之中却相似。基于此，孟轲肯定人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以之贯彻于其教育和政治实践。

其次，“性善论”还包含着一个人类种系发展的前提在内，换言之，“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归根结底也是人类学习的结果。孟轲认为，人类最初本不懂得埋葬他们死去的父母，后来见到父母的尸体被野兽吮食，才渐渐懂得加以埋葬的。可见，人性本初称不上善，所谓善性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学习积淀而成。所以人性的善是人类学习的结果，是人类缓慢进化的结果，这又合乎逻辑地要求这种结果成为进一步进化的起点与内在依据。这也就是孟轲为何要把性善解释为“端”，把教育过程视为“扩充”本性的过程的原因。

第三，“性善论”不仅揭示了人之“类”，而且还揭示了“故”。孟轲说过，探讨人性不过是在探讨人的所以然，而探讨人的所以然又是为了“顺性”而因势利导；人性之“故”就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所以，既然仁义属于人之所有，“为仁义”就必须依据人之所以然，“行其所无事”，“以利为本”。

所以，孟轲的“性善论”指出了：教育与学习是人的必须，也是人的可能；教育与学习必须遵循人的内在依据，发扬人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