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教育思想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这里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性即理”、“性”的具体内含是“仁、义、礼、智”，那么为何还会有各种不同的人性呢？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接受了张载、程颐的观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所谓“天命之性”（又称“天地之性”、“义理之性”或“道心”），是“专指理言”，它是禀受“天理”而成的，所以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所谓“气质之性”（又称“人心”），“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就是说它是禀受“理”与“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由于“气”有清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如果所禀之“气”是“极清且纯者”，那么“气与理一”，“理”在“清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清水里，光泽透彻明亮；反之，如果所禀之“气”是浑浊的，则“理”在“浊气”中，就好比宝珠在浊水中，看不到宝珠的光泽。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去蔽明善，就好比下功夫把浊水中的明珠揩拭干净，恢复宝珠原有的光泽一样。他说《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明明德”，就必须“复尽天理，革尽人欲”。因为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欲”是两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所以，他告诫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熹就是这样用理学的观点来论述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于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