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教育思想
国学教育 由土凤凰供稿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圣贤坯璞”。他说:“古者小学已子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关于小学教育的内容,朱熹指出,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很弱,所以他们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为此,他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他说:“小学是事,如使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强调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因此,他在《小学书题》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希望儿童通过“学其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圣贤坯璞”。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教育。在朱熹看来,小学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而一旦接受了某种“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因而,必须先入为主,及早进行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其次,要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在对小学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因此,朱熹一方面主张要严格地、不间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使之“积久成熟”,自成方面,另一方面他又重视《须知》、《学则》的作用,认为可以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利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因此,他曾亲自制定《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并为其弟子程端蒙、董铢两人拟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作跋和推荐。其中《童蒙须知》影响最大。它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要求,对于儿童日常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作了极为详细的条文规定。诚然,这些规定的基本内容是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各种规定中也确实存在着繁琐和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严重缺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抛弃的糟粕。然而,《童蒙须知》对于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实不无可取之处。如在生活习惯方面,要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 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儿童生活、学习能力较弱,道德观念和意志也较差,为他们制定一些简明的条文和准则,让其遵照实行,这对于他们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朱熹开创的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训练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在《小学辑说》中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如何。”又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教育任务也与小学教育不同。小学教育是培养“圣贤坯璞”,大学教育则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写道:“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重视自学。他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爱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的自学与研究,确是大学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淳熙八年(1181年),他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著名学者陆九渊到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称赞其讲学“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使“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还将其讲稿刻石为记。朱熹不囿门户不见,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交流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美谈。
朱熹认为,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具体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因教育对象的不同而所作的教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像“薰莸冰炭”那样截然对立。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某些客观规律,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鲜内容。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圣贤坯璞”。他说:“古者小学已子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关于小学教育的内容,朱熹指出,因为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很弱,所以他们学习的内容应该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为此,他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他说:“小学是事,如使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强调让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到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因此,他在《小学书题》中说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在《大学章句序》中又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希望儿童通过“学其事”,在实际活动中得到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圣贤坯璞”。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教育。在朱熹看来,小学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而一旦接受了某种“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因而,必须先入为主,及早进行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其次,要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在对小学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因此,朱熹一方面主张要严格地、不间断地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习惯的训练,使之“积久成熟”,自成方面,另一方面他又重视《须知》、《学则》的作用,认为可以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利于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因此,他曾亲自制定《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并为其弟子程端蒙、董铢两人拟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作跋和推荐。其中《童蒙须知》影响最大。它按照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要求,对于儿童日常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作了极为详细的条文规定。诚然,这些规定的基本内容是向儿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各种规定中也确实存在着繁琐和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严重缺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抛弃的糟粕。然而,《童蒙须知》对于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实不无可取之处。如在生活习惯方面,要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脱衣服,必整齐折叠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 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儿童生活、学习能力较弱,道德观念和意志也较差,为他们制定一些简明的条文和准则,让其遵照实行,这对于他们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朱熹开创的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训练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与小学教育重在“教事”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在《小学辑说》中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如何。”又说:“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大学教育任务也与小学教育不同。小学教育是培养“圣贤坯璞”,大学教育则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他写道:“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朱熹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重视自学。他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己去读,道理用你自己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爱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的自学与研究,确是大学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淳熙八年(1181年),他邀请持不同学术见解的著名学者陆九渊到他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称赞其讲学“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使“听者莫不竦然动心焉”,还将其讲稿刻石为记。朱熹不囿门户不见,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交流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美谈。
朱熹认为,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具体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是,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因教育对象的不同而所作的教育阶段的划分,并不是像“薰莸冰炭”那样截然对立。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反映了人才培养的某些客观规律,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增添了新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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