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和墨家的教育方法 墨家教育思想

墨翟和墨家的教育方法也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特色，而与儒家有较大不同。
（一）主动
墨翟不满儒家“拱己以待”的教育方法。他认为那种强调学生的知识和心理准备状态的儒家教育方法，仅仅是教育方法中的一种，而且它太不主动，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虽不扣必鸣”——即使人们不来请教，你也应该主动地上门去教。因为，如果对人们持“不扣则不鸣”的态度，就将听任无知、错误甚至犯罪泛滥。墨翟还举例说：“借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既然“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那么作为“有道则勉以教人”的兼士，其职责就是主动、积极地“上说下教”，向人们宣传、推行自己的主张。
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的方法确有缺陷，因为她容易把学生放过去。墨翟想要补救这一不足，强调了教育者的主动和主导，但又忽视了启发，忽视了学习必须具备知识和心理的准备。
（二）创造
孔丘曾自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表明孔丘的特点是“述”，而非“作”。且不说“述”得好的东西其意义毫不亚于“作”，如孔丘述《六经》，不啻在作，但从主观愿望看，“述而不作”确有其保守的一面。墨翟批评儒家的“述而不作”，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对古代的好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东西能更多一些。这既反映了墨翟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表明了他的学习与教育方法——重创造。
墨翟的重“作”是由于他的一个认识：“述”与“作”是有机联系的，“作”甚至是“述”的前提。因为没有前人的“作”，何来后人的“述”？没有今天的“作”，何来将来的“述”？总是以古为优，古的东西不也是曾经有一个新的时期吗？因此，墨翟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创造、继承、发展有一个过程，作为每代人都应有所作为。墨家是很有创造精神的。墨翟学于儒而能自成一家，墨家的科学和逻辑学，都是这种创造精神的结果。
（三）实践
“行”是中国古代教育方法论中的重要范畴。孔丘重行，要求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对人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但儒家所强调的行主要是指道德实践，而且十分强调思想动机的问题，要求慎其独处，或者以为一心一意于善，善就来了。墨翟则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志就是动机，功就是效果，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去评价人的行为。而实际上墨家更着眼于“功”或效果，讲效果也就是讲实践。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家的实践除了道德的和社会政治的之外，还有生产的、军事的和科技的，他们“嘿（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无一刻止歇。因此，人称墨家是“以自苦为极”。墨翟大弟子禽滑厘跟随墨翟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对墨家吃苦耐劳、艰苦实践的精神，当时和后来各家都十分叹服。
墨家特别重实践是因为：首先，“言必信，行必果”，才能造就“爱利天下”的兼士。其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能怠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再次，“志不强者智不达”。没有在艰苦实践中磨练出来的顽强意志，谈不上人的智慧。所以墨家重行，无不是出于实现兼爱天下的社会理想。墨家对行的理解与儒家有很大歧异，其内涵广泛得多，也有价值得多。
（四）量力
墨翟是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明确提出“量力”这一教育方法的，他十分注意施教时考虑学生的力之所能及。墨翟的量力要求具有两方面含义。其一，就学生的精力而言，人不能同时进行几方面的学习。墨翟有几个学生在学习正业之外还请求学射，墨翟告诫说：“不可！未知者必量亓（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好比为国而战的勇士边战斗边救护人尚且不能兼顾，何况你们学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墨翟无非是告戒学生凡事要量力而行，切勿贪多务得。其二，就学生的知识水平而言，应当量其力而教。他要求对学生“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即深者深求，浅者浅求，该增者增，该减者减。量力方法的提出，表现出墨翟对教学规律的把握。
作为儒家教育思想对立面出现的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教育思想，包含有不少合理主张，尤其是科学技术知识技能技巧的专门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提出与实行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墨家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份独特的、很有价值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