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黄克诚的家风 家风文化

　　对亲戚：“指条明路”

　　黄克诚经常教育亲戚们：“不要打他的牌子、旗子，不准利用他的关系开后门、走关系，要靠自己奋斗成才”；“为人要正直清白，淡泊名利， 工作以公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作为准则”；“不要去做人民反对的事， 不要去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黄克诚的家乡在湖南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是一个贫困山村。全家6口人，只有3亩多水田、2亩多旱田，一年辛苦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黄克诚曾说：“自幼至19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由于家境窘迫，黄克诚读书全靠亲戚的资助。1920年春节过后，他考取了衡阳省立三师，乡亲们送衣、送物、送钱、送米，由哥哥用一个旧木箱挑着，送他去衡阳求学。在衡阳省立三师， 黄克诚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湘南暴动后，黄克诚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于是，他和两个战友来到家乡附近的太平山上打游击。白天， 黄克诚和战友在山上活动，大嫂把饭送到指定的地方。她时而用篮子装饭，装成上山扯猪草；时而用提桶装饭，假装去浇菜。后来，敌人多次围村抓人，黄克诚都是在大嫂的机智掩护下脱离险境，逃出包围圈。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黄克诚身居高位，但是大哥、大嫂一直坚持在家务农。村里人纷纷劝大哥找黄克诚谋个差事，大哥却说：“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田。”1959 年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解职，大哥却向他道喜道：“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说：“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

　　大哥大嫂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身上。新中国成立后，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听说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经过一番曲折，黄开衡终于见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二叔黄克诚。叔侄俩一番寒暄后，黄开衡直截了当地说：“二叔，我要工作。”“你的文化程度怎么样？”黄克诚问。“只读过一年书。”黄克诚想了想，语重心长地对侄儿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黄开衡连连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黄克诚说：“读书？好！就去考湖南革命大学吧。”

　　第二天，黄开衡去参加考试，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黄开衡从来没学过，根本无从下笔，结果没考取。黄克诚当时正兼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校长，却并没有为他开绿灯。黄克诚对侄儿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但黄开衡还是坚持要去读书。见侄儿决心这么大，黄克诚就把他送到长郡中学，在那里读完初中和高中。临行前，黄克诚对侄儿说: “我只能给你指一条明路，至于怎么走， 就靠你自己了。”黄开衡读书十分用功，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政法学院，1959年顺利毕业。

　　庐山会议后，黄克诚受到不公正对待，黄开衡也莫名其妙地受到牵连，“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批斗和关押。1978年， 黄克诚被平反、复职， 黄开衡也平反了，他向二叔提出想从岳阳麻袋厂调到长沙工作。黄克诚没有答应，他还说了3条理由：“一、我是中纪委书记， 我不能办自己的私事；二、调湖南，我没有熟人；三、我没有时间管这个事。”

　　黄克诚弟弟的女儿黄榕生于1963年，由于受到父母和伯父的严格教育， 她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默默奉献的好品格。高中毕业后， 黄榕没有让二叔给自己安排工作， 而是默默地回乡务农，后被批准到粮食系统当工人。她主动申请到偏僻清苦、交通闭塞的山区农村粮点工作，一干就是7年。1995年，党组织为解决她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将她调入县城粮运车队，安排到粮贸宾馆当了服务员。1998年，黄榕因工作出色，被评为湖南省粮食系统劳动模范、省粮食系统五好标兵。

　　黄克诚最小的侄儿黄宜说：“二叔教育我们，要认真读书， 从小学真本领、硬本事，从小独立，长大了不要依靠别人。”

 

　　1979年国庆前夕，堂弟黄时申去北京看望黄克诚。临走时，乡领导委托黄时申给黄克诚带去30斤茶油，算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黄克诚看堂弟捎带了礼物，语重心长地说：“请客送礼不利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人先正己嘛！”并叫堂弟将礼物带回。黄时申感到很为难，离开时借故把茶油留下了。黄克诚得知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按市值折钱汇给乡领导，并亲笔写信告诫家乡的党员、干部，不要再搞请客送礼的事。

　　对别人：以德报怨

　　对待别人，黄克诚向来宅心仁厚、胸怀博大，有以德报怨的美德。

　　黄克诚复出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他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 纷纷向他赔礼道歉。他大度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 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他还将曾担任黄克诚专案组负责人的某军代表推荐到中央某机关工作，他认为，当时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都是好中选优选拔出来的。工作中犯错误，大多是执行上面的指示，情有可原，不应该影响现在对他们的信任和使用。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做疏通工作。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受到错误批判。在1959年8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的老部下、空军政委吴法宪落井下石，揭发黄克诚“本位主义”，进而演变成为黄克诚贪污了一万两黄金，致使他当年有口难辩，蒙受了20年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因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1971年9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吴法宪患了重病，请求监外就医。司法部门领导不敢擅作主张，特意前来征求黄克诚的意见。黄克诚不计前嫌，非常痛快地回答说:“我个人同意让他监外就医。”并对来人嘱咐说:“还有一件事， 请你们也办一下。是否把他的爱人从浙江接来， 随身进行照料？”吴法宪闻知此事后，感动得痛哭流涕。

　　1985年，有关同志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黄克诚审读。他认真地听秘书念了两篇后，郑重地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他教导撰写人员：“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他还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要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能如此客观地评价林彪，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和博大的胸襟。

　　这就是黄克诚，一个克己奉公、求真务实的人，一个人胸怀博大、以德报怨的人，一个“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人。（郭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