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黄克诚的家风 家风文化

　　1952年11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掌管全军财政的计划权、分配权。在此期间，经他主持研究， 报军委批准， 为全军下拨经费数亿元， 建房4600多万平方米， 全军基本结束了住民房的历史。而他本人1952年进京时住在北京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里，房小屋旧，冬季漏风，夏季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却说那要花很多钱，先简单维修一下即可。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院子里。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黄克诚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平反。对于自己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待遇，他从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很多人为他鸣不平，然而他却坦然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一些好同志含冤死去， 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了吗? 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好心人提醒他，起码庐山会议后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要求予以恢复。他不以为然地说：“降低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

　　黄克诚对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却对平反别人的冤假错案不遗余力。长春市的一名医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政治上受歧视，级别、待遇长期受影响，精神上很压抑，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纪委写信申诉。黄克诚知道后，随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名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医生的问题居然得到了黄克诚的关注，感激之余，他给黄克诚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了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黄克诚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 不必送礼。”他还嘱咐工作人员：“苹果要坚决退回去。”工作人员于是将那筐苹果寄放在商店里卖掉， 而后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重病缠身的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不管医护人员和亲友怎么劝说，他就是坚持不吃任何药物，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他注射、输氧。然而，他一旦清醒，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一个战功卓著、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共和国大将，却对自己严苛得似乎“不近人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想着为国家节约钱财。他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对妻子：约法三章

　　黄克诚参加革命前，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桩婚事。婚后没几天，黄克诚便离开家乡去参加革命。不久，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对她说，我是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生死未卜，不想让你白等，你还是另嫁他人吧。妻子是个实在人，很快就改嫁了，后来生孩子时难产死了。为此，黄克诚深感愧疚，在晚年病重时还常提起这段往事，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遗憾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前妻，真是对不起她呀！”

　　前妻改嫁后，黄克诚单身了很多年。1941年，经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撮合，39岁的黄克诚和来自山东的23岁女大学生唐棣华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摆喜宴，只向几个好朋友打声招呼，就算结婚了。婚房是简陋的临时住房，连个大红喜字也没贴，床上摆着破旧的军用被褥。

　　新婚夜，黄克诚就和新娘唐棣华 “约法三章”，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觉得第一、第三条都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味道。虽然当时有些不乐意，但她很快便想通了。婚后第二天，唐棣华就到阜宁县修筑海堤的工地上参加劳动了。她曾说过：“战争环境，他不苛求我，我也不苛求他。”对黄克诚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唐棣华的父亲是当年汉口的大鸦片贩子、大汉奸，全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和关押。1952年春夏之交，中南局决定对其执行枪决。唐棣华知道这一消息后，只是暗自伤心，却没有要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丈夫去求情。在临近执行枪决的前两天，黄克诚来到负责此案的高文华家，对他说：“中南局已经决定要将唐某枪毙，我准备叫唐棣华同志去汉口见其父亲最后一面。不管怎样，毕竟是生身之父嘛，临死时去会个面，你看可以吗？”高文华连声说：“应该，应该，这也是人之常情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黄克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态度坚决，而为人的感情却是很细腻的。

　　1954年，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按规定， 唐棣华与孩子可以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唐棣华却说:“我们一直是普普通通的人，孩子们将来也一定是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只有一个想法， 不管将来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

　　对子女：不许沾光

　　黄克诚40多岁才有了孩子，舐犊情深较之常人更甚，但是他对子女要求却十分严格，曾给子女们立过许多家规：“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小汽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 黄克诚被关押了8年零9个月，长期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 直到1972年才被允许与家人见面。当5年不见的儿女获准来监狱探望他时， 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见到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诫他们要好好学习马列著作， 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当孩子们关切地问他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时， 他只是淡淡地说“过得很好”。随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他当年的革命、工作和学习经历， 并不无遗憾地说起他的一些未及实现的、为国为民办实事的美好设想……他说得激情满怀、神采飞扬， 仿佛他不是在坐牢，而是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作报告。

　　小女儿黄梅回忆说：“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住得比较宽敞外，其他的都很简单。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棵刀豆、几棵南瓜。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把人都吃烦了。公家给父亲配备的小车，孩子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里往医院赶的情景。”

　　1980年春，小儿子黄晴结婚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 无论大小城市，都是用小轿车迎亲。于是，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戒——允许黄晴用专车接新娘。黄克诚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 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黄晴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了回来。同时，既不请客，也不收礼，全家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办了。在谈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时，黄晴说:“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 不故弄玄虚， 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 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父亲曾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 不坐冷板凳， 就什么事也做不好’”。

　　儿子如此，连小孙子也不例外。有一年冬， 黄克诚不满7岁的小孙子黄健因夜里发烧没睡好觉，早上起床迟了，可要强的小家伙顾不上吃早饭就要去上学。那天下着大雪，司机王秀全见状，心中不忍，于是便自作主张准备开车送孩子去上学。黄克诚夫妇发现后，连忙制止，并对王秀全说：“现在你去送他一次，他就会想下一次，应该让他从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不去依赖别人，更不能让后代人破了我们的家规。”小黄健很懂事，既不撒娇、更无怨言，和平常一样， 毫不迟疑地顶风冒雪带病徒步上学去了。

　　大女儿黄楠回忆说：“父亲不怎么关心我们今后是否会有‘出息’，更看重我们能否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为国家做有益的事。”在黄克诚夫妇的言传身教下，4个子女都很自觉，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名要利，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大女儿黄楠北大毕业后，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大儿子黄熙清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工程师；小儿子黄晴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小女儿黄梅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人员，曾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