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饮食礼仪,中华美食

元代-我国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本人在元朝政府供职十七年间所见所闻的大量史实，其中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在"物产富庶的和田城"这一节中记载："（当地）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在"哥萨城"（今河北涿州）一节中说："过了这座桥（指北京的卢沟桥），西行四十八公里，经过一个地方，那里遍地的葡萄园，肥沃富饶的土地，壮丽的建筑物鳞次节比。"在描述"太原府王国"时则这样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 那里有好多葡萄园，制造很多的酒，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更加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

葡萄栽培与葡萄酒生产的大发展

考虑到粮食短缺等原因，元世祖十分重视农桑，要求朝庭专管农桑、水利的部门"司农司"编纂农桑方面的书籍，用于指导地方官员和百姓发展农业生产。至元十年(1273年)，《农桑辑要》刻颁，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被颁发到各级劝农官，以指导农业生产。书中对"蒲萄"是这样写的：

“蒲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可见，在元朝葡萄栽培不仅政府重视，确也达到了相当的栽培水平。

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的发展。葡萄种植面积之大，地域之广，酿酒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当时，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即今宁夏、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并包括青海以东地区和新疆以东地区和新疆东部）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此外，为了保证官用葡萄酒的供应和质量，据明朝人叶子奇撰《草木子》记载，元朝政府还在太原与南京等地开辟官方葡萄园，并就地酿造葡萄酒。其质量检验的方法也很奇特，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辩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元代葡萄酒的消费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王公大臣，还用于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同时，由于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大发展，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这从一些平民百姓、山中隐士以及女诗人的葡萄与葡萄酒诗中可以读到。

以骑驴卖纱为生计的何失在《招畅纯甫饮》中有"我瓮酒初熟，葡萄涨玻璃"的诗句，尽管家贫靠卖纱度日，还是有自酿的葡萄酒招待老朋友。刘诜，多次被推荐都未能入仕，一辈子为穷教师，在他的《葡萄》诗中有"露寒压成酒，无梦到凉州"的诗句 ，说明他也自酿葡萄酒。终生未仕、云游四方的天台人丁复在《题百马图为南郭诚之作》中有"葡萄逐月入中华，苜蓿如云覆平地"的诗句。终生在山中务农，自号"煮石山农"的王冕在《大醉歌》中有"古恨新愁迷草树，不如且买葡萄醅"的诗句。隐居山中的"环谷先生"汪克宽在《秀上人饮绿轩》中写道："绀云满涨葡萄瓮，青雨长悬玛瑙瓶"。终生未仕的周权则在《葡萄酒》诗中详细、贴切地描述了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并有"纵教典却鹔鸘裘，不将一斗博凉州"的诗句。年仅三十而卒的女诗人郑允端则在《葡萄》诗中写道："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不应乞金盘"。文园，即汉文帝的陵园孝文园。

元代葡萄酒的税收政策

元朝政府对葡萄酒的税收扶持以及葡萄酒不在酒禁之列的政策使得葡萄酒的普及成为可能。同时，朝廷允许民间酿葡萄酒，而且家酿葡萄酒不必纳税。当时，在政府禁止民间私酿粮食酒的情况下，民间自种葡萄，自酿葡萄酒十分普遍。

元朝葡萄酒有较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表现为税收政策上。据《新元史》"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御史台言："酒户纳课程，每石卖钞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葡萄酒每一千斤卖钞一百两内纳官课钞六两。此系榷货。难同商税。葡萄酒合依酒户一体纳课"。户部议："葡萄酒不用米曲，与酿造不同，仍依旧例三十分之一。-这是对葡萄酒给予强有力的税收政策的扶持。至元十年时，粮食酒的税率是25%（四两内纳官课钞一两），而葡萄酒的税率6%，御史们有意见，给元世祖上奏章，要求把葡萄酒的税率提高到与粮食酒相同。元世祖让户部就此事拿出意见。户部研究后上奉章：因为葡萄酒的酿造不用粮食与酒曲，所以，就是要与粮食酒区别对待，要按旧例，葡萄酒的税率应该为3.3%（"依旧例三十分之一"），御史台一提意见，葡萄酒的税率不但没有上去，反而从至元十年的6%下降为 3.3%。可见当时，对葡萄酒的扶持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最高统治者很清楚，葡萄酒不消耗粮食，就是要坚决有力地予以扶持。据《元典章》，元大都葡萄酒系官卖（系榷货），曾设"大都酒使司"，向大都酒户征收葡萄酒税。大都坊间的酿酒户，有起家巨万、酿葡萄酒多达百瓮者。可见当时葡萄酒酿造已达相当规模。

元代葡萄酒文化与文化艺术

元代葡萄酒文化逐渐融入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除了大量的葡萄酒诗外，在绘画、词曲中都有表现。祖上为西域人的丁鹤年有《题画葡萄》：

西域葡萄事已非，故人挥洒出天机。
碧云凉冷骊龙睡，拾得遗珠月下归。

此外，鲜于枢的《观寂照蒲萄》，傅若金的《题墨蒲桃》、《题松庵上人墨蒲桃二首》、《墨蒲萄》，张天英的《题蒲萄竹笋图》，吴澄的《跋牧樵子蒲萄》等，举不胜举，可见在元代画葡萄和在葡萄画上题诗确实很流行。而在元朝众多的葡葡画中，最有名的则要数温日观的葡萄了。

仅从元人的诗歌来看，有关温日观画葡葡的就有宋子虚的《僧日观画蒲萄》，郑元佑的《温日观画蒲萄》、《重题温日观画蒲萄》，邓文原的《温日观蒲萄》等，可见温日观在元朝的影响。温日观，号智归子，宋末元初画家，上海松江人，在杭州出家为僧，擅长草书，但他所画的葡萄和画葡萄的方法，使得他在元代很有名，世称"温葡萄。"柯九思则在《题温日观画葡萄》中写道：

学士同趋青琐闼，中人捧出赤瑛盘。
丹墀拜赐天颜喜，翠袖携归月色寒。

柯九思，号丹丘山，淅江仙居人，曾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凡元文宗所藏书法名画，均由他鉴定。由以上这首诗可以得知，温日观所画的葡萄也被皇家收藏，而且温日观本人也曾被元朝皇帝接见过。关于温日观作葡萄画的方法，曾任浙江儒学提举的郑元佑在《重题温日观葡萄》中有生动的描写：

故宋狂僧温日观，醉凭竹舆称是汉。
以头濡墨写葡萄，叶叶支支自零乱。

可见，温日观作画的方法之奇特：先用酒把自己喝醉，然后大呼小叫地将头浸到盛墨汁的盆子里，再以自己的头当画笔画葡萄。这与人称"张颠"的唐代书法家张旭的风格相近。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撮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题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

元散曲中的葡萄酒

有关葡萄和葡萄酒的内容，在元散曲中也多有反应。散曲是金、元两代的一种歌曲，是当时人民群众和文化学士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文学。散曲和杂剧-即"元曲-“是元代的绝艺，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杜仁杰在《集贤宾北·七夕》中写道："团圈笑令心尽喜，食品愈稀奇。新摘的葡萄紫，旋剥的鸡头美，珍珠般嫩实。欢坐间夜凉人静已，笑声接青霄内。"

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在《朝天子·从嫁媵婢》中写道："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

元散曲家张可久，字小山，庆元路（今浙江宁波）人，存留元散曲八百多篇，为元人中最多者。他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葡萄酒的，且多为清丽秀美之作。他在《山坡羊·春日》中写道：

“芙蓉春帐，葡萄新酿，一声金缕樽前唱。锦生香，翠成行，醒来犹问春无恙，花边醉来能几场。妆，黄四娘。狂，白侍郎。"

他在歌唱杭州西湖风光的《湖上即席》中写道：

“六桥，柳梢，青眼对春风笑，一川晴绿涨葡萄，梅影花颠倒。药灶云巢，千载寂寥，林逋仙去了。九皋，野鹤，伴我闲舒啸。"

他在《山中小隐》中写道：

“裹白云纸袄，挂翠竹麻条，一壶村酒话渔樵，望蓬莱缥缈。涨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团标穿空岩夜雪迷丹灶，碎芭蕉小庭秋树响风涛。先生醉了。"

另外，在《酒边索赋》、《水晶斗杯》、《次韵还京乐》等散曲中也提及葡萄与葡萄酒。

从以上所列，我们不难得出元代饮用葡萄酒的普及和葡萄酒文化浓郁的结论。

明朝-我国葡萄酒业的低速发展时期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世。明朝虽也有过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的普遍，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据《明史·食货志》，酒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征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蒸馏酒和绍兴酒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则失去了优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风光。明朝人谢肇淛撰写的《五杂俎》对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较多的论述证辩。书中记载："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枣酒、马奶酒。南方有密酒、树汁酒、椰浆酒"。而明朝人顾起元所撰写的《客座赘语》中则对明代的数种名酒进行了品评："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绍兴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绝者。"并说："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客座赘语》多载明故都南京故实，而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变化尤为注意。顾起元所评价的数十种名酒都是经自己亲自尝过的，包括皇宫大内的酒都喝过了，可葡萄酒却没有尝过，可见当时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

尽管在明朝葡萄酒不及白酒与绍兴酒流行，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毕竟已有相当的基础，在明期的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民间文学中也都有反映。如冯梦龙收集整理的《童痴一弄·挂枝儿·情谈》：

“圆纠纠紫葡萄闸得恁俏，红晕晕香疤儿因甚烧"扑簌簌珠泪儿（不住在）腮边吊。（曾将香喷喷）青丝发，（剪来）系你（的）臂，（曾将娇滴滴）汗巾儿，（织来）束你（的）腰。（这）密匝匝（的）相思也，（亏你）淡淡的丢开了。"

“挂枝儿"是明代后期所流行的一种曲调，《童痴一弄·挂枝儿》是用"挂枝儿"由调演唱的小曲。这些小曲大部分歌咏男女情爱，也有一些是对社会现实的嘲讽，在明代后期非常流行。民间小曲都把紫葡萄编了进去可见葡萄在当时还是较易获得。

据《中国文明史·第八卷》，农历八月中秋节时，明皇宫在进行赏月、拜月活动，聚吃月饼、瓜果时，就有专供帝后们享用的"大玛瑙葡萄"，而且明代宫中保存和储藏葡萄的方法也很独特：将这种玛瑙葡萄在磁缸内先着少许水，然后再将葡萄枝悬封之。这样，一直可保留到正月。

明朝李时珍所撰《本草纲目》，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中药学方面的光辉成就，内容极为丰富，对葡萄酒的酿制以及功效也作了研究和总结，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葡萄酒有三种不同的酿造工艺。第一种方法是不加酒曲的纯葡萄汁发酵。《本草纲目》认为："酒有黍、秫、粳、糯、粟、曲、蜜、蒲萄等色，凡作酒醴须曲，而蒲萄、蜜等酒独不用曲。-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蒲萄酒也。"第二种方法，是要加酒曲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葡萄干末亦可"。第三种方法是葡萄烧酒法："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这是类似于今天称为"白兰地"的葡萄酒。

（2）葡萄酒的质量与葡萄品种有密切关系："葡萄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

（3）认识到葡萄酒的产地属性，即由于葡萄酒产地不同，质量也有区别。"（葡萄）酒有数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阳、太原者又次之"。

（4）葡萄酒经冷冻处理，可提高质量。"八风谷冻成之酒，终年不坏"。久藏的葡萄酒，"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独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这已类似于现代葡萄酒酿造工艺中以冷冻酒液来增加酒的稳定性的方法。

（5）对葡萄酒的保健与医疗作用的认识。《本草纲目》认为，酿制的葡萄酒，能"暖腰肾，驻颜色，耐寒"。而葡萄烧酒则可"调气益中，耐饥强志，消炎破癖"。李时珍提出的这些见解，已被现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所证实。

清末民国初期-我国葡萄酒业发展的转折期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首先，由于西部的稳定，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据《清稗类钞》："葡萄种类不一，自康熙时哈密等地咸录版章，因悉得其种，植渚苑御。其实之色，或白或紫，有长如马乳者。又有一种，大中间有小者，名公领孙。又有一种小者，名琐琐葡萄，味极甘美。又有一种曰奇石密食者，回语滋葡萄也，本布哈尔种，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有三种酒肆，一种为南酒店，一种为京酒店，还"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楂露、葡萄露、五茄皮、莲花白之属。凡以花果所酿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当时的药酒店还出售白兰地酒。据清《西域闻见录》载：" 深秋葡萄熟，酿酒极佳，饶有风味。-其酿法纳果于翁，覆盖数日，待果烂发后，取以烧酒，一切无需面蘖。"这可是地道的葡萄蒸馏酒。

清末民国初，葡萄酒不仅是王公、贵族的饮品，在一般社交场合以及酒馆里也都饮用。这些都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作的《赴淮舟行杂诗之六·相忘》写道：

短日千帆急，湖河簸浪高。
绿烟飞蛱蝶，金斗泛葡萄。
失薮衰鸿叫，搏空黄鹄劳。
蓬窗漫抒笔，何处写逋逃。

曹寅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准盐漕监察御史，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令人眼红的肥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这首诗告诉我们，葡萄酒在清朝仍然是上层社会常饮的樽中美酒。费锡璜的《吴姬劝酒》中也写出了当时社交场合饮用葡萄酒的情景。

1892年，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在烟台芝罘创办了张裕葡萄酒公司，并在烟台栽培葡萄。这是我国葡萄酒业经过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后，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新型葡萄酒厂，贮酒容器也从瓮改用橡木桶。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亲临张裕公司，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给予很高的褒奖。康有为曾下榻张裕公司，并赋诗：

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
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1914年，公司正式出酒，即在当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得最高优质奖章。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张裕所产的红葡萄酒、白兰地、味美思，以及用欧洲著名优良葡萄品种命名的"雷司令"、"解百纳"葡萄酒等荣获金质奖章，自此，烟台葡萄酒名声大振。此后，太原、青岛、北京、通化相继建成葡萄酒厂。这些厂的规模虽不大，但我国葡萄酒工业已初步形成，葡萄酒的消费面扩大。从田汉先生于1922年发表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可知当时社交场合和民间饮用葡萄酒已较为普遍：

“饮客甲：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儿吧。白秋英：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点葡萄酒。饮客丙：我也爱喝葡萄酒。"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的摧残，官僚资本的掠夺，我国的葡萄酒业难以生存，连赫赫有名的张裕葡萄酒公司也难以维持，于1948年公司宣告破产。

从1949年建国初期剩下的葡萄酒厂和年产量来看，吉林通化为39吨，长白山为23吨，北京为20吨，山东烟台26.4吨，山东青岛4.5吨，山西清徐2.9吨，六个厂总计年产葡萄酒115.8吨（折全汁酒产量84.3吨）。

纵观汉武帝时期至清末民国初的2000多年，中国的葡萄酒产业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繁荣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过繁荣和鼎盛，也有过低潮和没落，与之相随而行的是绵延不断、流传至今的灿烂的中国葡萄酒文化。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的民族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葡萄酒业-传统民族产业-的繁荣。

从汉武帝建元年间张赛从西域引进欧亚种葡萄，到清末民国初的二千多年，我国的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五个主要的阶段：

汉武帝时期：葡萄酒业的开始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酒业的恢复、发展与葡萄酒文化的兴起；

唐太宗和盛唐时期：灿烂的葡萄酒文化；

元世祖时期至元朝末期：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清末民国初期：葡萄酒业的转折期。

因此，葡萄酒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缓慢的发展过程，葡萄酒应是中国"土酒"，而不是"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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